「快速前進，打破常規」的時代已經結束。同時，「最小化可行產品」一定會被「最小化良性產品」取代。
如今，許多企業家都遵循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很有名的座右銘：「快速前進，打破常規。」原本祖克柏只是想用這句話來影響企業的內部設計和管理流程，沒想到卻精確地把握住了企業家看待顛覆的態度，那就是愈多愈好。 當企業家們不顧離線管理系統的優點和基本原理，一心只想儘快將產品交到消費者手中，顯得「快速前進，打破常規」愈來愈沒有說服力。
被譽為「華爾街教父」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2018年致CEO們的信中，說明建立新的利益相關者問責制的必要性。在科技領域，風險資本家必須積極推動這個變革。基因組學、區塊鏈、無人機、虛擬實境、3D列印這些未來的科技技術，將會對生活產生巨大而且深刻的影響，這是過去十年的技術難以匹敵的。與此同時，大眾將繼續對科技公司在資料等方面的濫用感到厭煩，並將青睞那些能夠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的企業。
簡而言之，「快速前進，打破常規」的時代已經結束。同時，「最小化可行產品」一定會被「最小化良性產品」取代。 「最小化良性產品」指的是那些考量了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並建立了潛在危害防範機制的新產品。對於風投來說，提問是我們這個行業的重要工具。
如果我們要在21世紀依然保持創新，那麼我們需要翻轉向公司提出的問題，來改變公司的建立方式。為了更好地評估新創公司技術的社會影響，我列出了每個公司都必須回答的八個問題。另外，這些問題也值得每個風險資本家仔細思考。
1. 你希望你的產品能帶來什麼系統性、社會性的改變？
如果一個創辦人立志建立一個真正具有變革性的科技公司，他應該理解這種變革意味著什麼樣的可能性。當我問企業家這個問題時，我希望他們能夠深刻認識到，他們對未來的願景應該包含對其他技術、趨勢和利益相關者的考慮。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具有同理心。
我想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我正在與一位致力於延長人類壽命的企業家交談，我們會看到一個試圖用自動化來解決人力市場的混亂的願景，以及一個最小化良性產品（試想一下，當人們壽命更長、工作機會更少時，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還應該看到貧富差距的問題（社會會允許富人的壽命是中等收入階層的兩倍長嗎？或者，社會會允許富人擁有窮人三倍長的壽命嗎？社會應該允許嗎？)未來那些最好的領導者將會注意到這些關聯，並在一開始就為此做好計畫。
2. 你將如何保持產品競爭力？
十幾歲時，我在印度長大，然後移居美國。Facebook讓我能夠與兒時的朋友保持聯絡，這給我帶來許多快樂。絕大多數Facebook使用者都有類似的故事。但是，Facebook和它的許多創新雖然在資料上顯示良性，但卻不是全面良性的。也就是說，少數邪惡的使用者能夠並且已經造成重大傷害，這使得Facebook在公司未能預測和預防最壞情況這件事上成為典型例子。
在預測和預防最壞情況這一點上，未來的新創公司必須做得更好。 我的朋友前美國首席資料科學家DJ・帕蒂爾（DJ Patil）認為，企業的目標不應該是擁有完美的洞察力，而是合理地預見未來。 以基因組學為例，CRISPR技術讓我們能夠編輯基因。
基因編輯的前景固然令人興奮，但基因編輯帶來的嚴重社會危害也不容忽視。如果富人能藉由基因編輯讓自己或者他們的孩子更好看、更有運動能力、更聰明，這將會帶新的生物鴻溝，進一步擴大人與人之間在財富和機會方面的差距。
為了防止基因編輯被濫用，社會必須制定法規（這可能會徹底扼殺創新），或者讓公司和監管機構合作解決獲取管道不公平的問題。顯然，後一種做法更為可取。基因重組的例子也許比較極端，但是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每個企業家都應該有應對風險的計畫。畢竟，消費者和監管者對統計（甚至選擇性）優勢的容忍度正在逐年下降。
3. 你如何在個人層面上產生最大的影響？
正如我在《去規模化》一書中寫的那樣，如今AI和強大的平臺允許創新者以驚人的速度創造影響。這意味著，影響將愈來愈多來自那些更精確、更有效服務小範圍客戶的公司。 我希望創辦人能夠理解這一點。
我開始跟糖尿病護理管理公司Livongo的創辦人Glen Tullman合作時，我們希望優化服務，以進一步提升影響力。大眾市場將糖尿病患者分為兩類：1型或2型。 但是，我們都知道每個病人有著不同的痛苦，需要不同的照顧。雖然標準化治療允許護理提供者能夠診治大多數病人，但是我們相信，透過提供個人化、預防性的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給病人的生活帶來更多積極影響，無論他們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患者。
如今，Livongo透過提供指導和資料洞察來説明患者降低糖尿病的嚴重程度，從而與強生（Johnson & Johnson）和聯合健康（UnitedHealth）等醫療保健巨頭進行競爭。我想，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接受了目前的市場前提，那麼我們就不太可能為糖尿病患者提供個人化的方案而努力。
4. 你認為最佳的成長率應該達到多少？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你如何讓公司繼續承擔責任？
當人們在談論風險投資時，一定會提到成長這個問題。對任何公司而言，最佳成長率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招聘員工的速度、提供服務的複雜性、擴張的資本密集度、公司的規模大小、公司的成熟度、市場內的競爭等等。
風險投資家往往推崇「贏者通吃」，不惜以影響最初的目標客戶為代價，極力推動公司擴張。這一點現在愈來愈說不通。因為規模更小的解決方案取代現有方案的速度，意味著低於標準的服務將被取代。
市場將懲罰過早過快的增長，更不用說在醫療保健、金融服務或其他關鍵行業讓客戶採用不成熟的解決方案，存在道德問題。我們不應該忽視「先落地再生根」這句古老的商業格言的道德含義。今天，當我和企業家談論他們成長的速度時，我希望他們認識到，創造一個「良性」的產品，也許需要他們比在其他情況下成長得更慢。
5. 你負責任地運用資料和人工智慧的框架是什麼？
從長遠來看，創辦人如果想要繼續使用科技、形成與監管者的合作、贏得消費者信任，就不能形成「AI黑箱」。 也就是說，創新者必須能夠用簡單的語言來解釋這些複雜的演算法如何得出結論。如果你對AI的醫學診斷運作原理沒有一個基本的瞭解，你還會相信它得出的醫學診斷結果嗎？如果你不明白AI做出刑事判決的邏輯，你是否能夠信服它對你或者你愛的人的判決結果呢？
如果企業的創辦人能夠簡單、易懂、誠實地把複雜的AI解釋清楚，這個企業的產品將會獲得持久的成功。 更不用說，企業產品的成功的前提原本就是建立於創辦人對AI的理解之上的。同樣，在產品對個人資料的收集和使用上，消費者可能沒有心理準備，或者所知甚少，因此愈來愈多的消費者對資料的收集和使用產生了不滿。
我們對此並不陌生。不管目前政府是否會採取相應的行動，但值得注意的是，AI以完全公開透明的方式收集、記錄、使用資料必定是大勢所趨。創業者若是能夠早些明白這一點，就越有可能在未來的競爭中贏得優勢。
6. 你的企業是否形成了一個有利於創新的生態系統？
比爾・蓋茲（Bill Gates）說過，當「消費者使用某種產品或服務所獲得的經濟價值，超過創造該產品或服務的公司所獲得的經濟價值」的時候，這個平臺便成形了。這種對真正意義上的平臺的願景將指導未來的監管，原因很簡單：創造共用價值阻礙了創新。形成一家壟斷巨頭的舊規則註定要發生改變。事實上，Amazon、Google、Facebook這些表面上免費的平臺已經變成了21世紀的壟斷巨頭。
Amazon上的一家小小的零售商怎麼和具有大資料優勢的Amazon相抗衡呢？（然而Amazon所具有的大資料優勢恰恰就是這些零售商所促成的）雖然大數據的運用讓這些壟斷巨頭得以提升它們的產品，但是大數據也在扼殺創新，從而損害競爭，並最終傷害到消費者。
這些對資料形成壟斷的巨頭不僅有責任促進價格公平，也有責任支援發展充滿活力的創新型經濟。除此之外，就只有讓政府使用限制性的干預措施一條路可走了。
7. 你如何在你的企業中定義和促進多元化？
這些數位讓人震驚：去年，各大基金中的創業合夥人只有8％是女性，小於3％的基金雇用了非洲裔或拉美裔的創業合夥人，小於3％的風險資本流向了全女性陣容的團隊（相比之下，有79%的風險資本流向了全男性陣容的團隊）。儘管美國上一次普查表示有35％的企業由女性所有，28％的企業則由少數群體所有，但是同期僅有13％的風險資本流向少數群體。
風險投資公司First Round發現，在它的投資組合公司當中，有女性創辦人的公司比擁有全男性創辦人團隊的公司投資表現高63%。我們必須意識到風險投資行業中的一個重要的事實：長久以來，市場在選擇接受風投的企業創辦人時處於失靈的狀態。
如果我們積極改進風險投資的策略，投資者們將會在提升投資組合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中會獲得經濟利益。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研究表示，多元化的團隊在業績、人才招聘、客戶導向和員工滿意度等方面上表現更佳。
這是因為企業中多元的視角有利於企業從使用者的感受出發，從而推出更好的產品。我們鼓勵創辦人運用現有的方法來減少招聘過程中的歧視，比如瑞貝卡·奈特（Rebecca Knight）提出的一些方法：進行標準化面試、向應聘者索取作品、在履歷篩選時隱去應聘者姓名、不憑藉所謂的直覺來評判應聘者。
8. 你的公司如何靈活地回應政府的監管，並對受到產品影響的利益相關者負責？
幾十年來，創業者們都為政府監管感到擔憂。但是，政府監管本身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監管不力。隨著科技越來越普遍、強大、難以理解，監管不力的威脅日漸增長。 如果我們不盡早積極地參與到政策辯論當中，監管者容易出現矯枉過正的態勢，從而破壞經濟價值，削弱國家的競爭力。
大談特談一個產值達數十億、極具顛覆性的商業構想，卻忽視這個構想可能面臨的監管，這樣的做法是極其荒謬的。 我常常發現，創業者們對他們可能面臨的監管障礙普遍缺乏瞭解。 創業者最起碼要瞭解自己所在的市場中主要決策者是哪些人，並思考與他們合作的方式和時機。 和監管者因危機而產生的交易關係，既不有效，也不具有價值；持續、一致的對話才能讓監管者更加瞭解市場，從而帶來一個更加完善的監管機制。
最後一點，風險投資者總是利用現有的最新資料，在沒有掌握充足資訊的情況下，對高素質人才、創新的理念、商業模型、不斷變化的市場性質得出結論。提出以上幾個問題，能讓你理解企業家是否能夠處理好創新所帶來的意外挑戰。投資負責任的創新，不僅有益於社會，還能提高科技創新在民主體制中的生存能力。對於風險投資者來說，這才是明智之選。
本文轉載自36氪，作者：哈佛商業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