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跳級史丹佛博士、創辦Moonlake拿下9億元募資，不到30歲台灣人讓NV、陳士駿都買單的點子是？

2025年10月，舊金山新創Moonlake AI走出隱身模式，宣布完成2,800萬美元（約新台幣9億元）種子輪，領投的是晶片大廠NVIDIA旗下創投部門NVIDIA創投，投資人名單上還有YouTube共同創辦人陳士駿以及其他矽谷知名天使投資人。募資消息公開後幾天，這家新創就湧進2萬份履歷。

Moonlake AI的共同創辦人之一，是一位來自台灣、不到30歲的年輕人，孫凡耘（首圖）。

在Moonlake AI出現之前，一家遊戲公司要打造一個3D場景，或一家機器人公司要生出一個能訓練機器人的模擬環境，往往得動用一整組美術和工程師，耗上好幾個月的時間。

Moonlake要把這件事變簡單：任何人打一句話描述，幾分鐘內就生成一個能互動的2D或3D世界，裡面的物件擺放、物理規則、角色行為，都由模型自動補上。

先找一件能做20年的事

孫凡耘會做這個題目，最初的理由跟市場需求無關，而是來自他在研讀博士期間的迷惘。

台大資訊系、史丹佛電腦科學博士、NVIDIA研究員，孫凡耘的學歷看起來一路順，但在博士班頭兩年他其實很迷惘，因為他什麼都有興趣，這個題目想碰、那個方向也想碰，卻遲遲無法決定要把往後的人生押在哪裡。

「其實念博士的好處，就是有人給你資源和時間，讓你去追問自己對這個世界最根本的好奇。」孫凡耘覺得，不能再這麼三心二意下去，索性把迷惘變成一個明確任務：畢業前一定要找到一個「接下來20年都走這條路」的方向。

為了找答案，他花了一段時間讀哲學、讀物理，最後落腳在模擬理論（simulation theory）。

孫凡耘認為，人類所處的世界是高度文明社會親手造出來的，他想做的是成為有能力造出那種世界的人。這，就是他口中可以賭上20年的題目。

在NVIDIA當研究員的第二年，孫凡耘愛上了「教電腦理解真實世界」這個研究領域，覺得它剛好落在物理和他核心興趣的交界。信念加上研究熱情，題目就浮現了：世界模型（World Model）。

「要在一個方向上做這麼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開一家公司。」孫凡耘笑著說，原本打算2026年博士畢業後才創業，他做研究時一直在推算，什麼技術會在2026年前後跨過商業化的拐點。

但AI跑得比他預期快。2024年底，他拿一個自己專門用來測空間推理能力的內部題目，去考當時的Claude 3.7，結果超出預期。他意識到，照這條曲線長下去，太多下游應用會被一次解開，於是等不到畢業，當年底就跳了出來和另一位共同創辦人李淑殷成立了Moonlake AI。

怎麼讓AI認識世界？Moonlake AI的解法：組樂高

Moonlake AI要挑戰的「世界模型」這個領域，其實並不缺乏競爭者，甚至可以說在黃仁勳提出實體AI（Physical AI）的概念後，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並研究這個領域，那憑什麼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能夠吸引到這麼多矽谷大神投資？

這個領域有不同路線，其中一派主張先餵模型大量影片、讓它從中摸索世界的樣子；孫凡耘走的是另一條，用「程式碼」當作描述世界的語言，他相信這條路的天花板更高。

他打了個比方。與其讓AI看一堆圖片去「認得」一台電腦，不如讓它像工程師一樣，用一串指令把電腦「搭」出來：先畫一個長方形當機身，貼上一個Apple圖示，再留一個可以連線的接孔。當模型學會用這種類似組樂高、一步步組建的方式描述一個東西，它等於同時摸清了這東西由哪些部件組成、彼此又怎麼連動。孫凡耘認為，比起讓模型從影片裡猜世界長什麼樣，用程式碼把世界「寫」出來，才是讓它對世界建立起第一層理解更紮實的起點。

目前Moonlake AI把第一批客戶鎖定在機器人公司和遊戲公司，因為這兩種人每天都在跟「造一個世界」這件苦差事搏鬥。機器人要能在現實裡工作，得先在模擬環境裡反覆試錯訓練，而生出這種訓練場正是世界模型的專長；遊戲公司則需要源源不絕的3D場景和資產，過去得靠美術與工程師耗上好幾個月，還得設法重複利用。

先相信路存在，路才走得出來

當然，這麼做會耗費相當龐大的計算資源與成本，孫凡耘卻不擔心。

身為首次創業的年輕學者，孫凡耘非常清楚短板在哪。為了降低創業風險，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動連結經驗豐富的天使投資人與前輩，「我希望他們能在我的桌邊，遇到問題時我可以隨時打電話請教。」雖然過程中少不了被拒絕，但這份敢於主動伸手連結外界的信念，正是他一路以來突破框架的關鍵，陳士駿的投資也是這麼得來的。

Moonlake AI先在隱身模式待了半年的時間，直到2025年10月才連同募資消息一起對外公布，目的是等產品站穩，也為了一次找到夠多理念相同的人。結果幾天內湧進2萬份履歷，更打開了企業客戶的市場，目前已經擁有付費客戶。

「只要你相信這些事情都不超出你的行動能力之外，每一個想解決的問題都會變得可行。」孫凡耘說，那些多數人以為做不到、碰不到的事，其實只要轉個念，把它當成「我本來就可以去做的選項」，事情就會突然變得有路可走。

他舉了一個來到矽谷之前的例子。從大學部直接申請上史丹佛博士班的案例是少之又少，慣例是先念個碩士再慢慢往上研讀，孫凡耘還在就讀台大資訊系時，就很想跟史丹佛的某位教授一起做研究，於是先去查這位教授的競爭對手是誰，找到一位在加拿大、研究方向幾乎一樣的教授，先跟著發了兩篇論文，再回頭敲那位史丹佛教授的門：我跟你的競爭對手一起發了兩篇論文，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合作？對方答應了，孫凡耘就這麼成為了跳級生。

接受競爭也容許失敗的矽谷，更容易吸引造夢者

孫凡耘笑著說，把這套「敢想敢做、不設限」的心法付諸行動，放在台灣看起來真的會覺得自己比較「異類」。

他說，大學時認識最厲害的那幾個打程式競賽的朋友，畢業後想的多半是進Google、進大公司，聚在一起討論的是「我該去這家還是那家」；到了矽谷，尤其在史丹佛周圍，很多人腦子裡是另一種問句：我能不能做出一件足以定義一個世代的事。

除了錢多、人才多，矽谷法律也相當保障創業家，「美國公司法有Chapter 11，破產可以重來，被併購、被人才收購（acquihire）都算體面的出場。台灣則像是『一生一命』，一次失敗，創業者幾乎就被判了刑。」

但是孫凡耘並沒有完全否定台灣的新創環境，因為他認為環境是可以被創造的。

「如果無法直接搬來矽谷接觸『追求野心』的環境，創業家在台灣就必須主動創造一個『高野心的小同溫層』，並讓自己成為裡面野心最小的人，」孫凡耘說，「這樣你就可以藉由圈子裡其他高手的視野，來拉高自己的天花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