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挑會「作弊」的創辦人！LANDED怎麼花12個月讓台灣新創落地美國？

又一家台灣人創辦的新創擠進了Y Combinator（YC）。

保險科技（InsureTech）新創Qlo，成為YC 2026年夏季班的一員。Qlo起家時做的是代工接案，直到接下一筆來自美國保險業的案子，團隊才發現美國是個機會更大的市場。

一個原本沒有打算去美國市場的台灣新創，為何能成功落地，甚至進入YC？背後離不開LANDED的協助。

LANDED是在美國生活超過20年的台灣人黃聖安（首圖）所創辦，以紐約為基地，專門協助台灣團隊前進美國。黃聖安笑稱LANDED算是個加速器，但也不是一般的加速器，因為常見的加速器計畫大約為期3個月，LANDED的計畫長達12個月，要把一支台灣團隊的體質，一路調整成一支美國團隊。

「我要讓他看到、想像、相信可以來美國。」黃聖安說。在他眼中，台灣新創前進美國這件事，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準備得更好。

做了多年創投，卻一次也沒看過台灣的案子

黃聖安12歲就到美國喬治亞州讀書，之後到紐約念大學主修會計，「但是會計看的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缺乏前瞻性，我很快就覺得無聊了。」黃聖安笑著說，所以他很快就把目光放到了「投資」。

之後他轉念金融碩士，並參與了學生基金的運作，從此走上創投這條路。畢業後先後在兩家創投工作，一家是小型的地方基金，另一家的資金來自紐約州政府，之後還轉往公開市場，到華爾街擔任醫療產業的產業分析師。

累積這些經歷後，黃聖安回想做創投那幾年，桌上出現過以色列、歐洲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新創案子，卻從來沒有一件來自台灣，「那可是2021年啊！全球熱錢最多、募資最容易的時候，台灣的新創都去哪了？」

他開始研究原因，發現台灣新創生態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市場」。

台灣市場小、內需薄弱，新創營收就會小；營收小，現金流就小；現金流小，估值就低。就算順利出場，成績也不好看。黃聖安表示，美國的成功出場普遍在20倍以上，創投才拿得回錢，台灣的出場大約只有2到3倍，而且台灣A輪的募資金額放到美國，可能連種子輪都不夠。

黃聖安表示，他沒辦法以一己之力改變整個系統，能改變的，只有創辦人有沒有視野跟決心往美國發展。

當然，黃聖安也同意這幾年狀況已經改善，不少台灣新創第一天就已經瞄準國際市場，可是如果創辦人覺得自己的產品真的好到全世界沒人比得過，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去一級市場？

黃聖安認為，台灣是製造業文化，習慣照著別人給的規格按表操課，很少去發明別人沒有要的東西，這樣無異於畫地自限，「新創要敢於嘗試，一定要多跑美國看當地市場，否則腦中覺得不可能，就不會去嘗試。」

所以LANDED要做的，就是讓台灣新創有信心跟實力勇闖美國。

12個月的脫胎換骨：先實驗，再做營收，最後募資

LANDED的12個月計畫總共分成三個階段：前3個月做策劃、市場調查與實驗，把台灣團隊調整成適應美國市場與產業需求的當地團隊；中間6個月專注做出營收，因為投資人要看證據，有營收才可能在美國募資；最後3個月全力募資。

之所以定在12個月，黃聖安表示，創投的募資時間點普遍落在12到18個月，投資人通常也會預設新創在哪個時間點該交出什麼訊號，12個月剛好讓投資人看到，一支團隊進入美國一年內能做到哪些事。

LANDED從2025年開始，目前已經累積兩批共計9家新創，黃聖安觀察，台灣團隊最難跨過的坎發生在前3個月的第一步，也就是「打開市場的膽量」。

「創業其實沒有什麼失敗，你要嘛成功，要嘛學到經驗。」黃聖安說。他觀察，很多台灣創辦人害怕產品「見光死」，因為投資人可能是身邊的親朋好友，不想讓他們失望，結果公司一拖就成了八年、十年的老新創，「可是在美國，很多人是一兩年沒起色就直接關掉重來的。」

所以前3個月，LANDED會讓團隊瘋狂做實驗。例如要求創辦人一口氣做20個登陸頁面（Landing Page），每個頁面放上不同的功能與價格，使用者按下訂閱鍵就跳出候補名單（Waitlist）。在寫下任何一行程式碼之前，團隊就先測出客戶的購買意願與能接受的價格。

Qlo與Estimait都是LANDED協助的團隊，也都在美國找到了新方向。Qlo從代工接案走向美國保險科技；Estimait前身是點唐科技（dotBRAND），創辦人盧子軒原本做的是替設計師打造的AI問卷工具，到美國後轉型為營建包商（General Contractor）的損益管理工具。

不過，LANDED協助的團隊橫跨保險到營建領域，又是怎麼理解不同產業的知識的？

黃聖安強調，LANDED鎖定的是結合AI的美國傳統產業轉型，例如保險、石油、礦業、畜牧與醫療保險，這些領域是在解決實際問題，新創更容易在當地扎根，而且紐約本身也有金融科技、資安、AI應用、健康科技、不動產與營建科技等優勢產業。黃聖安表示，他的工作是認識這些領域的專家，知人善用，讓團隊在落地時接得上產業裡對的人。

挑人不看產品，看的是創辦人會不會「作弊」

「基本上來到美國的新創，是一定要pivot的。」黃聖安說，LANDED挑團隊時並不會以產品為標準，而是創辦人與創辦團隊，並歸納出5個特質。

第一是槓桿者（Leverager），能不能快速找到槓桿並加以利用，也就是會不會「作弊」。在他看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人不適合做新創，新創是一分耕耘十分收穫的遊戲。他會問創辦人在求學過程中有沒有做過奇特或出格的事，如果這類事一再出現，就是一種訊號。

第二是實驗精神（Experimenter），也就是不會想著一步到位，願意不斷迭代。他會問產品的進展，以及團隊從中學到了什麼。

第三是倍數思維（Multiples Mindset）。台灣的製造業社會習慣看百分比，想的是省5%或10%；在美國做新創，要想的是好上5倍、10倍。他會問客戶用了產品之後差在哪裡，如果答案是10倍，才比較符合美國創投的胃口。

第四是長線思維。黃聖安表示，台灣新創到美國的初期會遇到各種長期的掙扎，看得夠遠的人才忍得了這些痛苦。他會請創辦人把想像中的未來樣貌具體化，例如現在手上有一個產品，但是未來長出的五個產品會長什麼樣子，這個產品是為了應對未來的哪種需求與情境。

第五是對的動機，也就是解決問題的同時，也能創造新的價值。黃聖安分析，他看過不少台灣的創業家是依賴過往的產業經驗與人脈在做事，解決的只是既有可見的問題，但是並無法延伸出更多改變產業狀態的新技術或服務。

另一個選定團隊的標準是團隊對「美國市場」的認知。黃聖安認為，「美國市場」這個說法太模糊，「美國有50個州，每州的生態都不一樣，重點是你要知道自己要跟哪個地方的哪家廠商合作。」

LANDED設在黃聖安長年生活的紐約，因此找上門的，多半也是客戶在東岸的團隊。

不過黃聖安也補充，這並不是說新創落地了東岸就不能再去西岸的矽谷，「去美國是有階段性的。如果還沒找到產品市場契合度（PMF）時，那就要離客戶越近越好，把耳朵貼在市場的地板上聽需求，等到要規模化的時候，再往新創資本聚集的矽谷跑。」

最後一個篩子，則是「錢」。

「我原本是想免費提供服務的，但發現免費的東西，大家不會珍惜，所以會向新創收取服務費。」黃聖安笑著說，LANDED提供團隊在紐約當地的辦公空間、硬體器材與網路等基礎營運設施，降低初到陌生環境的落地成本，這些服務費基本上就是用於這些基礎設施的開銷，「而且你願意付費，我才知道你不是來玩玩的而已。」

黃聖安最後給台灣新創的建議，則反覆提到「團隊」的重要性，「我認為真正的團隊是大家一起打拚，不是幾個創辦人加一些員工，這樣只是叫做公司而已。」一支台灣團隊要在美國做出營收、募到資金，員工手上的股份才有機會兌現，創辦人與員工也才會站在同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