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腦科學跨界創辦8家生技公司，盧冠達點出台灣醫療新創的最大難關是？

2022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年產值突破新台幣4兆元，繼續鞏固「護國神山」的封號。但是隨著兩岸關係緊張、美方對於半導體發展強勢介入，也讓人開始思考：下一個台灣的護國神山在哪？

醫療生技產業是最常被提及的關鍵字。

隨著台灣強大的資通訊（ICT）產業跨界投入「精準健康」、疫情刺激出的生物藥「CDMO」（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需求大增，台灣的醫療生技產業正蓬勃發展。在生物藥當中，「抗體藥物」是現行較有效的癌症治療方式，也是盧冠達創辦的Senti Bioscience專注的議題。

雙棲麻省理工學院（MIT）電機工程碩士與哈佛大學醫學博士的盧冠達（首圖），不僅是跨領域的創業家，更是創辦了8家生技公司的連續創業家，透過基因工程治療癌症的醫療新創Senti Bioscience，也在今（2022）年透過SPAC於那斯達克上市。

這位跨域的連續創業家怎麼看全球醫療生技產業？又會給予台灣的醫療生技新創什麼建議？

「基因編碼」成為跨界轉機，「生技矽谷」則是孵化的搖籃

「老實說，我從小對生物學相關的領域並不感興趣。」盧冠達笑著說，如同他的父親浸淫在半導體產業，他自己原本也是個徹頭徹尾的電腦科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工讀電腦科學系碩士學位。

2003年，醫學產業卻發生了一天翻地覆的變化：當時基因定序已蓬勃發展，還有科學家開始設計基因電路（genetic circuit）、改造基因，生物遺傳學期刊《Nature》發表了一篇如何透過電路改變大腸桿菌基因工程的論文，徹底開啟了基因工程與遺傳工程學的大門，盧冠達也是在那時候意識到這門新興學科的潛力。

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提供了關鍵資源：波士頓，一個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地方，彙集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學術精英學、創投基金以及大量的製藥公司，盧冠達除了原本的電腦科學碩士外，同時透過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合作的計畫進入哈佛研讀醫學博士，更與有著「基因工程學之父」頭銜的George Church、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工程教授James Collins等學者學習，盧冠達因而掌握了兩個學科融合的契機。

學術研究同樣能推動產業前進，為什麼非得用創業這個風險更高的方式進行？

「麻省理工學院充滿著創業精神，但是學校能（對產業）的影響力，不如開一間公司。」盧冠達解釋，透過研究也許可以拿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數百萬美元的研究金費，但是這對於醫療生技的研發來說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能與外界的創投基金、企業產生互動與連結，或許能更快速地將新技術商業化，並造福更多人。這也是為什麼盧冠達會成為一名創業家，不斷地研發新技術，並尋找商業夥伴將其落地，而Senti Bioscience則是他最新成立的一間公司。

Senti Bioscience以積體電路的概念，為每一道DNA編制專屬的序列號，指引健康細胞感知癌細胞的特徵，藉此產出符合生物個體的療法與藥物，並提高療效。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工程教授James Collins已經成為Senti Bioscience的董事成員，Spark Therapeutics和BlueRock Therapeutics兩家製藥廠商則是Senti Bioscience的商業合作夥伴，上市後則會將新注入的資金於2023年投入新藥研究，並進行臨床實驗。

台灣醫療生技潛力無窮，但必須跳脫本土思維

波士頓聚集了人才、資金與製藥資源，為Senti Bioscience這種通常需要超過10年才能商業化的醫療生技新創，提供了充足的彈藥與糧草，「其實全球排名前10的生物基因工程公司中，有8家就來自美國，顯示出美國在市場規模、人才與資金等不同方面都相當充足。」盧冠達說，儘管資源雄厚如美國，醫療生技新創仍然有許多商業化上面的挑戰：

資金來源
醫療生技新創攸關人命與健康，為了審慎實驗，投入大把資金是不可免的。盧冠達表示，就算在實驗室裡得到了理想的結果，但進入臨床或是藥物開發等階段，至少要花費3,000萬美元，有時候甚至需要高達1億美元，所以如何博取投資人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藥物生產的不標準化
藥物生產至今仍然不是一個標準化的流程，這意味著基因治療藥物的基礎設施並沒有被廣泛使用，因此難以快速、大規模生產，這也是為什麼醫療生技新創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將技術商業化。
醫學不像寫程式，臨床失敗機率高
「寫程式幾乎不會有所謂的失敗，因為你知道如何調整參數跟程式碼，但對於生物工程學家來說，『失敗』意味著必須從頭來過，因為人體的特徵與機能是無法調整的。」盧冠達點出跨界時感受到的最大差別。

由於臨床實驗的失敗率高達90%，所以盧冠達的團隊通常會「盡快試錯」，以找出最佳解答。

美國醫療生技新創都已經如此不容易，台灣醫療生技新創該怎麼應對？

盧冠達作為新加坡和台灣等地多家醫療生技新創的顧問，他表示台灣具備優質的人才，健保制度也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數據庫，缺少的是資本與視野。除了可以尋找本土之外的創投，還要關注醫療生技產業的市場動向，例如當前最大的市場就屬美國與中國，但是如何落地他國市場，就需要對該國的法規、人種特性，以及客戶願意付費門的檻有所研究。

盧冠達也建議，醫療生技新創必須跟製藥大廠打好關係，既然兩者屬於產業上下游關係，溝通不良很可能會付出過多的溝通與試錯成本。

全球陷入資本寒冬，上市籌措資金對醫療生技新創來說是一步好棋嗎？

2020年，美國輝瑞藥廠、德國醫藥公司BioNTech以及製藥生技公司莫德納公司紛紛開發出了針對新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苗，全球都對生物製藥公司與新創有所期待，然而隨著疫情穩定、經濟下行後，醫療生技產業也不再像2年前強勢。

根據媒體《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的報導，那斯達克的醫療生技信心指數在過去一年下跌了24.72%，2022到第二季為止則下跌19.26%，顯示醫療生技新創在這一年當中資金獲取不易，而且這種狀況將隨著熊市持續好一陣子。

Senti Bioscience選在今年年中以SPAC的方式上市，無論是時機點或是上市方式都顯得很巧妙。

「醫療生技新創最常見的出場方式是併購，但是在資本寒冬的情況下，你很難決定能否被併購；過去兩年要以IPO的方式上市也不容易，所以SPAC成為我們的最終選擇。」盧冠達解釋，SPAC的好處有許多，例如不需要長時間的路演（Roadshow，尋找潛在投資者），而且可以快速知道估值與股價等，但是要小心SPAC公司是否能信任。

盧冠達認為，醫療生技新創永遠是資金導向的營運模式，否則難以生存，所以Senti Bioscience選擇了SPAC這種方式，但並不一定適合每個醫療生技新創，重要的還是看新創團隊本身的階段以及資金規模的需求。

「我會建議醫療新創團隊，在Phase 1到Phase 2的階段，以上市的方式籌措資金。」盧冠達如此建議。所謂的Phase 1到Phase 2階段，也就是指第一期人體臨床實驗準備進入第二期的這個時機點，盧冠達認為這是醫療生技新創從實驗技術到商業落地的關鍵轉轉折，在這個階段準備上市程序，擴大資金的流動性與來源，才有機會走到下一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