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教育科技生態系怎麼做？他帶著使命來到亞洲，企圖翻轉教育現場

新加坡教育空間新創加速器（EduSpaze Accelerator）計畫總監尼可・林德霍（Niko Lindholm），來自教育科技生態聞名全球的芬蘭，致力於建立芬蘭教育科技生態系，也曾和芬蘭政府合作，且在不同單位擔任教育科技或教育創新專案總監職位。2018 年，他隨外交官妻子來到新加坡工作，隨即加入 EduSpaze。

EduSpaze 是新加坡第一個、也是東南亞第一個區域性的教育科技加速器，由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支持，2019 年 11 月正式開始營運。林德霍在加入 EduSpaze 後，與新加坡政府一起設計了整個加速教育創新生態的計畫，試圖支持學校與教育科技公司，並連結兩者。

目前新加坡已經有 5 間國際學校主動來找 EduSpaze 合作；在馬來西亞、印尼和曼谷，EduSpaze 也各自有合作對象。

今年 2 月 EduSpaze 的第一輪合作計畫正式開跑，共有來自 23 個國家，200 多間新創來申請，EduSpaze 選中 8 間新創公司（6 間來自新加坡、2 間來自澳洲和馬來西亞），過半數以中小學生為服務對象。

疫情影響之下，這 8 間公司的參與者無法實體見面，也有些部分無法按原定計畫實施；不過，林德霍對明年將進行的新一輪計畫仍十分樂觀。

林德霍將擔任親子天下 2020 教育創新國際年會與談者。以下是林德霍接受專訪的精華摘要：

Q：EduSpaze 尋找的新創有什麼條件？

A：EduSpaze 是新加坡第一個教育科技加速器；我們放眼整個東南亞，希望以加速器角色，把東南亞的相關社群都凝聚在一起，影響整個教育科技生態，讓東南亞產出更多好的教育科技公司 —— 不只把企業從外頭帶進東南亞，也從東南亞輸出。

EduSpaze 主要找的合作對象是已經有初始產品、初創期的教育科技新創，服務對象從學前兒、中小學生、高等教育或成人的終身學習都可以。EduSpaze 在市場需求的量化證明（Initial Traction）部分可以提供協助，也希望它們重視有品質的教學法，致力於讓學習過程和結果都更好。我們選的 8 個夥伴中，大部分來自新加坡本地，希望能更多支持本土的新創。

Q：目前 EduSpaze 投資的教育科技產品有哪些？EduSpaze 如何扶植它們？

A：目前我們做的有資金補助、客製化百日計畫、導師協助，也提供實際的沙盒環境（live sandbox environment） 讓他們測試產品。特別的是，我們還提供「教育學理」與「實證基礎」的課程和工作坊，讓這些新創團隊更了解教學法（Pedagogy）、學習科學（Learning Science） 等直接和教育相關的理論，也幫助他們了解「如何基於證據創建影響鏈」、「證據如何影響資助決定」等。

參加計畫的每個團隊，最多可以拿到 50 萬新加坡元（約 1 千萬新台幣）補助。今年 2 到 5 月，我們跑完第一次完整的百日計畫，有講課、工作坊和募資簡報（pitch）等，原本還預定要帶新創實際進入學校。

一開始有實體活動，不過疫情變嚴重後，課程和發表會都改在線上進行，和學校的合作，也因為停課而必須取消。很可惜，這些新創少了彼此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目前第一次百日計畫已經結束，現在正在繼續協助這些團隊募資。原本今年預計再進行一輪招募，不過因為疫情，所以延後到明年 1月再啟動。

在這幾間新創裡，我對一間叫做 Practicle 的新加坡公司印象深刻，它是由 AI 驅動的線上數學練習平台，以可愛的介面、遊戲化方式，讓小學生練習適合自己程度的數學題。Practicle 的創辦者是 2 位老師，團隊裡也有計算機科學家，因此他們懂教育、理解學生會有的困難，也知道自己想解決什麼問題，我認為這是很好的團隊組合。

Q：EduSpaze 會如何和學校合作？

A：大致有 2 種合作模式。第一種，有些學校只想認識在我們計劃中的教育科技公司、了解它們在做什麼，然後能主動去找對方談合作；另一種模式，我們實際跟學校一起工作，了解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科技，然後我們再把這些需要與挑戰公開，邀請企業回應。

我們促進整個流程，讓企業和學校一起工作、一起創新，解決問題。這大概會是長達半年左右的專案，據我所知，EduSpaze 是在東南亞第一個這麼做的。

Q：你看到疫情對教育科技有什麼影響？

A：從正面來看，因為很多城市變成使用遠距教學，對教育科技公司有很大的商機。疫情之前，教育科技當然存在，不過只有關注新事物的少數人會用；而因為疫情，學校被迫要遠距學習，教育科技變成必需品。

然而同時，負面的是，學校還沒有時間去想自己需要、想要什麼，只是試著在這片混亂中，讓遠距教學勉強運作。我預測，半年或一年之後，情況比較安定，學校才能認真發展教育科技，而企業家也才能真正了解學校需求。

Q：你在芬蘭有豐富的建立教育科技生態圈的經驗，你觀察芬蘭和新加坡的社會，對教育科技有哪些不同的接受度和應用能力？

A：這 2 個國家不能比較，發展教育科技的步調也不同，芬蘭的每個城鎮都有教育局，加起來有上百個，各自發展出因地制宜的不同政策；而新加坡就只有一個教育部。不過我感覺，東亞和東南亞的教育科技發展，都比較傾向由上而下的規定，由政府決定了，學校再遵行；西方則是相反，很多由下而上。

現在芬蘭的教育科技發展非常成熟，是個理想的狀態，我在 EduSpaze 做的，是複製我在芬蘭做的，希望新加坡未來也能如此。芬蘭的教育界和科技開發者很密切合作，這代表科技公司有管道接觸他們的使用者。學校很願意邀請新創入校，幫助新創更快修正產品、更了解教育領域的需求，同時透過互動，這些新創也算是幫學生上了一門「創業入門課」。

不過在 7、8 年前，狀態跟現在完全不同，當時我在芬蘭教育科技新創加速器的先驅 xEdu 擔任專案總監，先從鄰近首都赫爾辛基的第二大城市艾斯博（Espoo）開始推動，讓新創公司和教育工作者交流，甚至進到學校裡面讓學生試用產品。後來，這個模式就有機地發展下去，現在芬蘭前 6 大城市已經複製了這個模式。

芬蘭是個很小的市場，無論做什麼，都不只為了在芬蘭市場做，最後目標是輸出。我們鼓勵新創先在芬蘭的學校嘗試，成功後就可以試著把整個過程複製到國外，並在別國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