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對「新創」常有三種直覺印象:一群菁英在冷氣房燒錢、高科技離自己很遠、政府為什麼要拿我的納稅錢補助你們。這些質疑並不膚淺,反而是政策討論最該面對的現場。
但如果把視角從「產業發展」拉回到每個人的「食衣住行」與「薪資結構」,我們會發現:新創好不好,不只關係到創業者的生死,也關係到一般人的生活是否便利、下一代是否能留在台灣拿到世界級薪資。
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扶植新創」,而在於「扶植的方法是否有效」。真正該討論的是:我們要不要把公共預算從一次性的煙火,轉成可驗收、可維運、可擴散的公共服務與制度資產。
生活的不便利,往往是「缺乏可被驗收的改變」
報稅網站卡住、看診掛號流程複雜、交通號誌設計不合理、資安與詐騙防護永遠追不上攻擊——這些困擾常被視為「政府本來就這樣」。但換個角度看,它們其實是公共服務長期缺乏競爭與驗收機制的結果。
因此,我主張的不是「政府多撒錢給新創」,而是把預算從「補助」的思維,改成「買服務」的思維:用公開透明的方式,採購能上線、能衡量成效、能長期維運的解決方案。
當政府願意把一部分預算變成「訂單」,並以明確的KPI(例如:等待時間下降、詐騙通報處理時間縮短、系統可用率提升、資安事件減少)作為驗收標準,民眾感受會比任何宣傳更直接。
對一般納稅人而言,這不是「支持新創」,而是「讓公共服務變好用」。你繳的稅本來就會花出去,差別在於:它是花在短期活動、手冊與宣傳,還是花在你每天都會接觸到的系統更新。
薪資結構不是抽象名詞,而是每個家庭的天花板
台灣的製造業非常強,台積電更是世界級。問題不在製造業,而在於:如果一個社會的高薪與高成長機會,長期只集中在少數賽道與少數企業,整體薪資結構就很難被拉升,房價、工時與焦慮會變成全民議題。
新創(尤其是軟體、網路與服務型公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另一種成長曲線:靠規模化與高附加價值,創造更多不依賴輪班、且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職缺。當高薪機會「多幾條路」,家庭就多一些選擇:孩子不一定要出走,人才也不必被迫擠進同一個狹窄通道。
因此,支持新創的社會意義,不是把創業神話浪漫化,而是讓「高價值職缺」更分散、更普及,讓薪資天花板可以被系統性抬高。這才是一般人會有感的長期利益。
你的稅金要嘛變煙火,要嘛變資產
政府每年都有產業與創新相關預算,問題並非「有沒有花錢」,而是「花錢是否留下可累積的成果」。
一次性活動、短期曝光、難以追蹤的KPI,常讓資源變成煙火:當下熱鬧,事後無痕。這也是一般人最直覺反感「補助新創」的原因——因為看不到生活變好,也看不到回報機制。
更合理的方向,是把公共資源轉化為三種可累積的資產:
- 可驗收的採購: 能上線、能維運、能被量測的公共服務成果。
- 有回報的投資: 透過公私協力與專業治理,把部分資金投入具可退出機制的創新(成功則回補國庫、擴大再投資能力)。
- 可重用的制度成果: 例如標準、API、開放資料、資安規範、數位身分與支付等公共基礎建設,讓後續更多團隊能站在同一套底座上加速創新。
同樣是花納稅人的錢,差別在於:我們是把錢消耗掉,還是把錢變成能持續發酵的公共資產。
把「扶植新創」做對:從口號走向制度
要讓社會真正感受到新創的價值,關鍵不在「加碼補助」,而在制度設計是否對準問題。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向值得優先推動:
- 採購制度要能買到新方法: 降低新創參與門檻、導入分段驗收與小規模試點(POC)機制,讓「能解決問題」比「過往資歷」更重要。
- 成效指標要以民眾感受為核心: 以等待時間、可用率、事故率、詐騙損失等可量化成果作為主KPI,而非活動場次與媒體曝光。
- 讓失敗也留下東西: 每一筆公共投入都應該留下可復用的資產(程式碼、資料標準、流程文件、資安改善),而不是只剩成果照。
你不必懂新創,但你應該要求政府把錢花得更有用
新創不是一群穿帽T的人在玩電腦,也不應被浪漫化成少數人的冒險故事。它更像是國家與城市的「系統更新」能力:更新得好,生活就會更便利、產業就能長出更多高價值工作;更新得差,大家就只能在低效率系統與薪資天花板中互相消耗。
你不需要成為創業者,才有資格關心這件事。你只需要問一句:我繳的稅,有沒有換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與更有希望的下一代?
應援科技執行長
蕭新晟
蕭新晟,大家都叫他「蕭A」,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物理系,並進入紐約石溪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班,在美國新創圈歷練多年後,因對台灣歷史的熱情,2016年發起「國家寶藏」計畫,跑遍美國國家檔案館等地,尋找塵封的台灣歷史文獻,獲得 g0v 獎助金支持。
2020年,他創立 「應援科技」,開創台灣首家公眾科技新創,專注於協助非營利組織解決募資與支持者經營的挑戰,推動 「應援經濟」 模式,至今已服務多元類型的客戶,期待科技讓每一份應援發揮更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