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已經迷失！」Palantir執行長：科技不能只拿來叫外送，應為國家解題

當今矽谷已迷失方向，沉溺於滿足人類的原始欲望，矽谷最神祕、最具爭議的科技公司Palantir卻想證明，真正的科技價值，是解決時代的集體困境；Palantir執行長——或者也可以說是哲學家——卡普，為什麼他會說如今的矽谷已經來到「還債」的時刻？在地緣政治愈演愈烈的情況下，Palantir的信念是否是未來新創們的出路？

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矽谷的崛起源於工程、創新與國家利益的緊密結合

美國軟體業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崛起，是因為當年新興的科技公司和美國政府密切合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的合作似乎非常激進，而且風險很高。推動矽谷早期創新的人，並非追逐瑣碎消費性產品的科技人才，而是一群渴望用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技術解決工業和國家重大挑戰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追求突破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一時所需，而是為了推動更宏偉的計劃，引導國家的集體目標和抱負。如今，世人大多已經忘記，早期的矽谷十分仰賴國家，甚至美國軍方。矽谷抹去了那段歷史，認為那種依賴關係已不合時宜又突兀，會對矽谷產生認知衝突。矽谷認為自己的成功全都來自自身的創新能力。

1940年代，聯邦政府開始支持一系列的研究計劃，這些計劃後來成了新藥物、洲際火箭、衛星以及人工智慧發展的前身。確實，矽谷曾是美國軍事生產和國家安全的中心。仙童攝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 Corporation）的半導體部門在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成立，發明了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雛形。二次大戰後有段期間，美國海軍所有的彈道飛彈都在加州聖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生產。1980年代到1990年代，洛克希德飛彈與航太公司（Lockheed Missile & Space）、西屋電氣（Westinghouse）、福特航空航太（Ford Aerospace）和聯合技術公司（UnitedTechnologies）等公司，都在矽谷有幾千名員工從事武器生產。

那個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工程師則是那個時代崛起神話的焦點。

當時世人認為，利用科學和工程追求公共利益是國家計劃自然延伸出去的結果，不僅要保護美國的利益，還要推動社會、乃至整個文明邁向更高層次的發展。雖然科學界需要政府的資金和鼎力支持，但現代國家也同樣需要科學和工程投資帶來的進步。美國科技在二十世紀領先全球，穩定為大眾在醫學突破和軍事實力方面帶來經濟和科學進步，這一點對於美國的信譽來說十分重要。

誠如于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如果領導者無法兌現他們對大眾明示或暗示的承諾，有可能會引發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一旦能創造財富的新興技術無法帶來更大的公共利益，往往會出問題。換句話說，只有新技術仍然能為大眾帶來經濟成長和安全保障，世人才會願意容忍一個文化、文明乃至統治階級的頹廢與腐化。這麼一來，工程和科學界是否願意協助國家，不僅對企業存在的合法性來說極為重要，對整個西方政府機關的長治久安亦不可或缺。

矽谷如今的「改變世界」，已不如過去？

今天的矽谷已經大大偏離了過去和美國政府合作的傳統，轉而定睛消費市場，包括線上廣告和社群媒體平台，而這些平台已經主導並限制我們對科技潛力的認知。

矽谷一整個世代的創業家都用高尚的目標當作口號來掩飾自己。事實上，他們因為過度使用所謂的改變世界，而讓這個口號變得蒼白空洞。

他們往往只是籌集大量資金，招募大批優秀的工程師，最後卻只開發出分享照片與聊天的應用程式以及聊天介面等迎合現代消費者的產品。如今的矽谷對政府的工作和國家的抱負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拋棄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宏大集體主義實驗，轉而狹隘地關注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市場獎勵的對象是利用科技進行表面參與的企業，於是新創公司紛紛迎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潮流，無意打造能夠解決國家重大挑戰的技術基礎設施。社群媒體平台和外送應用程式的時代已經到來，醫學突破、教育改革和軍事進步都被晾在一旁。

幾十年來，矽谷一直把美國政府視作創新的障礙與爭議的來源，認為政府阻礙進步，並非能合作的夥伴。當今的科技巨頭長期以來都在避免與政府共事。許多州政府和聯邦機構內部非常混亂，外部人士難以進入，包括新經濟裡的新創公司，形成看似無法逾越的障礙。長期下來，科技業對政治和更大的社群計劃逐漸喪失興趣。矽谷對美國的國家計劃——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抱持懷疑和冷漠的態度。於是，許多矽谷最優秀的人才和工程師都轉向消費市場尋求生計和發展。

為什麼國家利益與創新逐步分離？

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二戰結束後，美國菁英階層的利益和政治判斷逐漸和全國其他群體脫節。其次，新一代的軟體工程師對國家更全面的經濟困境與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威脅，缺乏情感上的共鳴。這一代最有能力的程式設計師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或真正的社會動盪。對他們而言，與其為美國軍方工作，冒著和朋友吵架或不被同儕認同的風險，不如退去做一般認為比較安全的事情，也就是開發另一款應用程式。

隨著矽谷把焦點轉向美國國內和消費市場，美國政府和許多盟友縮減了多個領域的投資和創新，從太空旅行、軍事軟體到醫學研究等領域皆然。國家減少對創新的參與，導致創新的落差不斷擴大。政府和矽谷在創新上分道揚鑣，很多人支持這種發展，理由卻不一樣。對企業心存疑慮的人認為，我們不能完全信任企業在公共領域的作為；矽谷人則擔心他們會受政府控制，也擔心他們的發明被誤用或濫用。然而，美國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盟友若想像上個世紀一樣繼續在本世紀保持霸主地位，國家就得和軟體業結盟，而不是任憑它們分離或解體。

Palantir：科技業現在必須支持國家發展

我們主張，科技產業有責任積極支持讓產業得以崛起的國家。如果軟體業要重建與國家的信任，並朝向更具變革的技術願景發展，重新擁抱公共利益將是關鍵所在。如果政府想持續為大眾謀求福祉、維護公共安全，就得向矽谷獨特的組織文化借鏡，畢竟矽谷企業之所以能重塑整個經濟領域，矽谷的文化十分關鍵。矽谷文化重視實際成果而非表面做秀，願意賦權給組織裡最接近問題的小人物，也能夠拋開空泛的意識形態之爭，即使這樣做只能得到微小但實質的進步。正是這些原則讓美國的科技業得以改變人的生活。這些價值觀也有可能改變我們的政府。

事實上，美國政府與各國民主政權的合法性，有賴經濟與科技產出的提升；唯有更有效運用科技與軟體，才有辦法擴大產出。大眾會原諒政治人物的諸多失敗和罪愆，然而當政府在善用科技、有效提供民生必需商品與服務上的系統性失能時，選民不會坐視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