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新聞

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租到了想要的「生活」——共生公寓「玖樓」專訪

台北蝸居夢想家》裡曾寫到,台北是一個房價所得比在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的城市。一個不婚、不生小孩的城市,一個畢業生起薪停滯了20年的城市,一個年輕人只能蝸居的城市。

什麼是「蝸居」?字面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居住在很小的空間裡,不太出門與人交際互動。也有人解釋成,好不容易省吃儉用買下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卻得為了這個窩而奔波一輩子,成了「房奴」。

聽起來多麼的殘酷,但卻戳中了不少時下年輕人的痛處。

「事實就是,台北絕大多數的空間資產都掌握在老一輩的人手裡,但很多是閒置的。同時,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又因工作需要住在城市裡。如果能透過共享和共居,空間就成了最適合兩個世代溝通的場域。」玖樓共同創辦人、還就讀台大城鄉所的潘信榮說道。

潘信榮雖然只是研究生,但是清晰的論述能力卻令人印象深刻,在採訪過程中,常常第一個接話的就是他。玖樓還有兩位共同創辦人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柯伯麟(柯柯),以及台大地資所畢業的王維綱,其中「號稱」人緣最好的柯柯,最常扮演對外公關聯絡的角色。

問起他們之間如何分工,三個人不約而同地唸了一大串重疊又相異的工作內容,原來他們並不是用彼此的專長來劃分,而是誰有興趣做什麼就去做。像潘信榮就是負責開發和研發,還有部分的公關。而三個人之中,通常選擇最後回答的王維綱,則表示自己主要負責財務,王的聲線比較柔和,聽起來溫暖但有力量。

柯伯麟緊接著說,「我就是負責剩下的(社群、行政、人事),然後還有一些和政府、房東的關係,也有一點開發。」潘跟王馬上異口同聲地說,柯柯很會處理房東關係。在採訪時就可以明顯感受出,柯柯不只嗓門嘹亮,更帶著一股鄉土味,相處起來讓人沒有距離。

左起為潘信榮、王維綱和柯伯麟,三個人在工作上幾乎沒有合照,只能手動合體。
玖樓

「玖樓」的前身,其實只是潘信榮與朋友共租的公寓,由於位於九樓,就取名為「玖樓」。2013年,他們開始嘗試將家裡的空間開放出來,有時邀請朋友來家裡聚餐、讓外縣市朋友借住、辦讀書會或音樂會等,那裡逐漸成了半公共空間,朋友們開始三不五時就去聚會。

後來,身邊開始有朋友在問,「台北還有沒有像這樣的空間出租?」於是2015年開始,他們決定複製這個模式,打造更多的共生公寓[註]。

他們先從屋主那裡租來一套閒置的公寓,然後進一步重新改造空間。「一開始前兩三個公寓,是我們自掏腰包,還要千方百計說服房東才能順利改造。後來變屋主主動來找我們,想把房子交給我們管理。」(民視異言堂:玖樓營運模式

到了今年,已經變成房東出錢讓他們改,甚至玖樓還跟房東收一筆顧問服務費。「以前一間房子裝修要另外花20萬,現在我們可能開200萬裝修,看房東要不要買單。」

潘信榮認為,以商業的角度看,「玖樓」的確提供了屋主一個市場上比較沒有的服務。不過,他們也不會要求房東一定要認同「玖樓」的理念。

「玖樓不是在傳教的宗教團體,而是用數字來說服房東,之所以成立公司,就是因為我們要用商業模式說服這個社會。」

三個來自外地、未滿30歲的年輕人怎麼改變台北?

王維綱提起,過去幾十年,住房問題幾乎沒改善,雖然背後有結構性的問題,但透過玖樓的商業模式也好、創造社群的體驗也好,他們就是想要有點改變,「在高房價之下,以前大家是逼不得已,為了生活,只能租房子,好幾年將就在那個小小的空間。難道我們不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柯柯發下豪語,希望三年內可以有一萬個房客(玖樓如今12間公寓,累計110位房客)。潘信榮則認為,「至少當你要租房的時候,不再是上網查半天卻找不到好住處,不再只想到591,而是玖樓能夠真的成為一個主流的選項。」

「其實玖樓不是只有硬體,更重要的是軟體,試想看看,你一個人到了陌生的城市,第一件事要找個舒服的床,第二件事就是得找到可以hang out的network,有沒有隔壁的鄰居能告訴你『欸!有間Bar超酷的你一定要去!』」王維綱感性地說道。

「也就是說,你租的不只是一個房間,不只是租屋網的標價、坪數,而是整個社群。租的不是那張床,而是我們想形塑的一種都市生活,透過人跟人之間的連結,從玖樓開始傳遞出去。」

「房子是租來的,生活不是。」玖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slogan。
玖樓

因此,玖樓有一個核心工作是「社群管理」,他們的社群可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臉書小編,而是線下的經營,經營的是實體的社群,目前一個社群經理大概要顧60~80個房客。

「社群就是要找出大家的『共感』(共同的感受),得花很多時間,從入住開始,就要知道每一戶和每個室友的背景、工作狀態,像橋樑一樣幫助彼此互相認識。」說起自己的強項,柯柯滔滔不絕著跟我解釋。

「我們有時後自己輪流去住不同公寓、也會固定跟房客聚餐,把文化建立起來,去了解大家近況、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可能有人失業、還是失戀?當室友開始互相分享,彼此的共感就會更強烈。很多房客都說,在台北可以找到另一個家的感覺很不錯。」

不過,王維綱一針見血的指出,「玖樓設計的空間就長那樣,關鍵是住的人想把它變成什麼樣子?」所以玖樓至今舉辦過60場大大小小的活動、累積超過1000人次參與。

我忍不住問道,那「早出晚歸」的人,不就失去了入住資格嗎?

潘信榮笑著說,玖樓也沒有那麼「浪漫」,他們知道很多人是被工作綁住,生活圈小到只剩下同事和回家睡覺。他們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有的人就是愛靜,有的人就是在過勞的狀態,回到家不想再為了誰沒倒垃圾而吵架。

所以玖樓除了透過加價的清潔服務,降低房客的負擔以及可能的摩擦,並不會因為申請者常加班,就拒絕對方,「還有些人是看在玖樓比較好看,想來入住,我們也不會排斥,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社會上就是有80%的人回到家就快累死了。我們會做的,是去調整房客的組成更多元,不會讓整戶都是加班族。」

累積超過600份住宿申請單,潘信榮唯一堅持的是,入住玖樓,你就機會認識各行各業、不同生命經驗的朋友。光是這種異質的組合,就足以吸引許多年輕人。

而這幾年觀察下來,潘信榮也發現「有趣的是,常常在社群中高度參與、付出的人,反而是許多在轉職中、在主流眼光中沒穩定工作或是低薪的人,反倒是這些人最有意願、有餘力投入社區互動。」

Crazy Idea:讓年輕人住進「大人」的家裡!

雖然目前房客平均年齡落在25~35歲,但是玖樓已經開始挑戰新的計劃。柯柯提到,在台北的老街區裡,「大人」之所以緊握住手上的空屋,只是為了讓外出求學或工作的孩子可以隨時回家。
「但那些年輕人(孩子)卻注意到我們(玖樓),想到他們爸媽有閒置的空間可以運用,主動聯絡我們,想讓其他的年輕人有機會住進去,打造一個不同世代、在同一個地方分享彼此的社區。」

事實上,這個計畫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像是有位70多歲的『阿姨』,雖然自己在郊區山上有農舍,但卻讓我們幫她為市區公寓的空房找室友,阿姨自己很常到公寓跟房客互動,還會煮菜跟大家一起吃、逛好市多。如今也有一年半了,室友也換過好幾輪。」

柯柯認為,有時候就因為年齡有點差距,彼此反而相處的更自然。像是阿姨會和室友一起去做瑜伽、一起去游泳,她會跟著年輕人去嘗試從沒吃過的花雕雞,也會帶年輕人去她私房的餐廳打牙祭。

當然,這台灣還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尤其對東方社會來說,當別人要進到自己家裡,長輩的疑慮也比較多,柯柯在跟婆婆媽媽們互動時,就難免聽到一些比較歧視、或是過分的要求「阿依咧室友,乾屋選個有良民證誒?」「阿依咧同性戀怎麼辦?」

柯柯認為,或許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建立起跨世代都能接受的原則。

「這樣的共居是互利的,年輕人找不到好房子,而對叔叔阿姨來說,家裡這麼空,又想要一個伴,為什麼不試著讓年輕人進去住住看?透過空間的交換,也提供老年生活更多的選擇。」##

在玖樓溫州街公寓的牆上,貼著密密麻麻的營運流程。
玖樓

聽著柯柯描繪的藍圖,讓我開始相信台北有更多的可能,也不禁好奇地追問,「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更大膽的想像?」

下一秒他們就七嘴八舌地丟出一堆點子、討論了起來。

柯柯:「公共澡堂!像是日本或是羅馬那種大型的!公共的!」

王維綱:「不過這個有法規問題誒!」

潘信榮:「例如三溫暖的執照......對了!我們也很想種菜,想做的東西還很多!」

王維綱:「我們以前有一個很crazy的model就是,讓來住的人自己提案你要在客廳幹麻?」

潘信榮還進一步透露,玖樓有個未公開的計畫,「我們有一間快完工的公寓,擁有一個類似圖書館、雜誌區和咖啡店的空間,未來玖樓可能有的公寓有菜園、有的是書房,有的公寓可能當電影院、有的還有公共澡堂......」

想像一下,未來的玖樓,可能真的變成台北著名的新興社區,你想做什麼事就去某個公寓,也有個像是里民中心那樣的公寓中心。

多年以前,羅大佑曾在《鹿港小鎮》裡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繁榮的都市,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歸不得的家園,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如今,又有多少遊子在台北找不到家的感覺?

我想起柯柯在採訪中不斷強調的,「我們會做玖樓,就是因為對日常生活的質疑和不滿足,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一定要那樣?為什麼不能這樣『住』?『家』可以怎樣被改變?於是,一切就從『住』開始。」

是啊,選擇怎麼「住」,就決定了我們「如何生活」。


[註] [共生公寓]4源自1960年代北歐的「共居住宅」,當初是為了幫忙職場媽媽分攤育兒工作而發展成的共住模式,大多是臥房獨立,但共享廚房、餐廳、洗衣等公共空間。隨著高齡社會來臨,共同看護也成為一種方式。不過其實,紐約市在1920年代已經有共用設施讓鄰居間交流融洽的合作公寓。 而中國的四合院、客家的圍屋等都有相似的特性,甚至發展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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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自《關鍵評論網》,作者:羊正鈺